王辉，1967年出生于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硕士，迈阿密大学建筑学硕士；1999年，他与合伙人刘晓都和孟岩在深圳共同创立URBANUS都市实践。1997年毕业到2002年，王辉在纽约工作，同时兼顾都市实践在深圳的早期业务。2003年起，王辉创立都市实践北京办公室，主持了公司在京津唐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及中国其他地区许多城市和建筑设计工作。
在母校清华大学，王辉将实践与教学合二为一。作为中国最大的独立建筑事务所之一，URBANUS都市实践已经在业界学界建立了良好的声誉。王辉的作品包括坪山文化综合体(2019)、北京世园会植物园(2019)、西侯度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圣火采集点（2019）、五龙庙环境整治(2016)、唐山博物馆(2012)、唐山城市展览馆及公园(2008)等。
我在纽约以微信视频的方式与王辉对谈，讨论了他的教育与实践、为什么总是从近乎乌托邦的想法展开设计，以及为什么他认为雷姆·库哈斯的央视大楼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Vladimir Belogolovsky (VB)：在1997年从迈阿密大学毕业后，你在纽约待了5年，直到2002年。而都市实践是1999年在深圳成立的，这是否意味着你在纽约工作的同时，兼顾了深圳自己公司的工作?
王辉 (WH)：是的，1999年，我们在纽约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成立之初，合伙人刘晓都先回到了北京，我和孟岩则暂时留在美国，在短期内不得不在为纽约的其他公司工作的同时，兼做我们自己的工作。(笑）北京是个非常保守的城市，所以后来晓都去了深圳；深圳则是一个快节奏的，适宜年轻创业者发展的城市，在这里，年轻人拥有巨大的市场，甚至许多开发商都非常年轻。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对于年轻人有着充分的信心和信任，这是非常重要而不寻常。尽管没有经验，但我们仍然被邀请参加了最重要的竞赛，例如深圳市规划局办公楼的设计。在那之前，我们在深圳的第一个成功项目是景观设计，并没有落成的建筑项目。然而，规划局长却说：“让我们看看，你们是否也能做建筑。”他对我们很有信心，让我们尝试了很多新的施工方法，比如裸露的清水混凝土、T形钢幕墙系统。我们与施工单位共同开发了独创性的施工方法。正是这种自由激发了年轻建筑师，将属于我们那个年龄独特的激情和精神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深圳的这种独特性，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国其他城市中非常罕见的。
VB：你还是得和当地的设计院合作，对吧？可以介绍一下么？
WH：这里有一个陷阱。作为独立的建筑师，我们往往在大型项目中完成非常有限的工作。只有当开发商想要一些特别吸引眼球的东西，比如售楼处或是博物馆时，才会委托我们。所以说，好的建筑是一个很小众的市场。一般来说，大型设计院做的都是重复性很强的项目。因此对它们而言，即使收费很低，由于项目体量大，依然是有利可图的。但对我们来说，由于我们做的都是一些有趣的、小的项目，因此，即使单方设计费相对高，但总的利润非常微薄。
这是中国的普遍情况，即使是注册建筑师，不隶属于有资质的企业，也不能合法地独立执业。此外，由于项目的总投资是固定的，相比于只做方案，完成全过程的设计工作并不会有更高的经济收益。优秀的方案建筑师的费用，都是从其余的设计工作中挤出来的。因此，仅进行概念设计和方案设计，其实效益还会更高，甚至能拿到总费用的60%。虽然看起来仅做设计的前端部分比较划算，但实际上方案建筑师必须跟进地方设计院的深化设计，弥补地方设计院工作的不足之处，因此，方案设计的利润其实也被这种合同之外的额外工作消耗了不少。
VB：你觉得深圳怎么样？它能否成为中国其他地区未来城市发展的典范？
WH：深圳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它是1979-1980年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中国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相对而言，另外三个经济特区——厦门、珠海和汕头，都没有深圳这么成功，因为它们缺乏来自全国和全球前所未有的投资。深圳的创业精神也是非常独特的，对年轻人非常有吸引力。这些因素，都是深圳难以被复制的原因。每当我们在不太先进的地区做项目时，我们总是提醒客户不要肤浅地模仿深圳。我们深信，符合社会、文化和经济上的在地性，才是每个项目的关键。
VB：既然深圳如此特殊，为什么你在2003年，开设了北京办公室呢？
WH：北京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之都，来到北京是都市实践的一项战略举措；我们可以基于北京，探讨许多政治、文化和经济问题，可以在中国各地获得更多的实践机会。我们三个人都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我们想为这个伟大的古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更好地完成全国的项目和更彻底地贯彻我们介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方针而言，北京也是一个更合适的城市。事实上，我们既不专注于特定的地方，也不专注于特定的项目类型。在国内独立建筑事务所中，我们完成的项目类型可能是最丰富的。我们在设计不同规模的建筑、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时，并没有特征化的视觉语言。
VB：有趣的是，大多数国内的先锋独立建筑师，也都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并且都居住在北京而不是其他城市。然而，他们大部分的作品，却要么离首都很远，要么尺度太小，你不得不去一一寻找才得以窥探一二。事实上，即使你来到了北京或其他城市，这些建筑都是相当隐蔽的，以至于你可能会完全错过它们。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亚文化吧。但你们不同，你们的作品就很显眼地矗立在城市之中，对吧？
WH：尽管如此，我也不会称我们是主流的。我们同样也是亚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所做的项目，依然是边缘的。但你说得对，我们并没有躲闪。我们试图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去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必须负起责任，抓住机会，并在非常不同的情况和地方，利用好我们的机会。每次去到其他地方，客户总是希望我们做一些类似一线城市的设计——就像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一样的(笑）。我则总是试图说服他们，根据项目各自的位置和情况做一些在地的事情。我喜欢研究中国三四线的城市应该具备的面貌。由于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是相当不均衡的，如何在快速发展的壮志雄心与有限的投资之间取得一个务实的平衡，是个重要的策略问题。
VB：能举一个例子么？
WH: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008年在河北省唐山市建成的唐山城市展览馆及公园项目。1976年，唐山遭遇了一次毁灭性的地震，地震使得数十万人死亡，85%的建筑被毁。接到城市展览馆的设计委托时，市政府告诉我们要先清理平整场地。但我们的想法是，应该保存基地上的旧面粉厂老建筑。四个老仓库是在二战期间建造的，地震后又增建了两个。近些年来，唐山的城市化运动造成的破坏甚至不亚于1976年地震本身，因为它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的建筑历史。因此，我们希望保护这个场所的局部历史。我们做了一些新鲜却并不突兀的设计，而且绝对不是擦除痕迹，从零开始的设计。原有的老建筑被改造利用，作为展示新城市新设计的展厅。这是一个明确的宣言——在视觉上强调我们的观点：新应该尊重旧。
另一个合适的例子是我在清华大学进行的设计教学。我的课程设计选题，旨在解决年轻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越来越难以生存的问题。我要求学生将市中心的一个公交停车场改造成一个适宜年轻人居住的微型城市。我对这样的研究课题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有可能影响实际的土地政策。你可以把这些案例研究递交给政府，它们有时就会落地为真正的项目。致力于那些看似乌托邦、却有着实现潜力的想法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城市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非常真实的存在。对建筑师而言，锻炼自己面对现实的视野与视角尤其重要。我们这一代人享受着城市发展的巨大红利，不需要寻觅项目，因为它们工作无处不在。而今天的年轻建筑师则不同，他们要面对没有建设增量的未来，更学会自己给自己创造出实践的机会。所以，我想教我的学生如何设想出一个项目，能够发现社会还需要解决的问题，并用有用、有趣、有价值的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我相信，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角色和责任去设计更好的生活。我很乐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VB：你在北京中央商务区做过很多项目，那个区域最显眼的建筑依然是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CCTV大楼。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WH：虽然它看起来很奇怪，但我想说，它可能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最重要的建筑。它是由一个外国人设计的，但我认为他比任何中国人都更了解中国。他非常了解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的想法。那是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被重新定义的转折期。当时，库哈斯不得不在两个重要的竞赛邀请中做出选择：北京中央电视台和纽约世贸中心的再开发。他选择了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比赛，因为他相信中国正处在上升的轨道上。他设计的环路（loop），把一个政府控制的宣传机构变成一个开放的、垂直连环的城市长廊。这个想法是建筑师的自由发挥，不是客户强加给他的。然而，这样一个癫狂的想法却被政府和公众所接受，并得到了庆祝和推广。这是只可能发生在那个历史时刻，中国想要树立一种新的、能被西方认同的开放形象。
因此，CCTV标志着全球化语境下开放的新中国，它需要标志性，而并不是为标志性而标志性。许多参赛作品也都试图用不同的标志性来表达各自理解的刚刚加入世贸的中国。相比之下，库哈斯的想要表达的意义最贴切：即使它不能完全地体现时代精神，它也要体现在那个历史时刻整个国家和人民通过建筑来表现出的精神状态。所以，我对央视大楼的钦佩不是基于它作为一个建筑的成功，而是它所表达的这个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恰当的建筑意象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变得如此重要。
译者：舒晨箫
